闲言
2015-08-14 12:0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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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听与说。我们每个人最初学习的不是"看",也不是"说"。我们每个人还在娘胎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学习的是“听”。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听”是比“看”和“说”远为复杂和困难的事情。 在现实世界中,由于“说”所具有的实用性,功利性和暴力性,人们所重视的总是“言说”,在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人们所重视的通常都只是一个人“说”的能力和艺术。“说”所据有的这种强势地位,让人们从一开始就误认为“听”是从属于“说”的,似乎“说”与“听”是君臣关系,“听”只是为“说”服务的,人们之所以需要认真地“倾听”,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更滔滔不绝地言说。 但这恰恰颠倒了“听”与“说”的关系。而这种颠倒对我们的人生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是巨大的。

 就“听”和“说”的本质关系而言,也许我们可以借用海德格尔的术语,我们与听的关系是一种存在关系,与说的关系只是存在者层面的关系。 这也就是说,听,有效的倾听才是说的可能性的基础,一个人为了有效的令人印象深刻地说,他必须首先要掌握出色的听的能力,听在所有层面都是说的前提。 正如许多哲人所吊诡的表达的那样,最高的言说艺术是沉默,也就是老子所说的大音希声,而倾听沉默,则是所有听的基础。 而人真正需要倾听的不仅仅是沉默,伟大的智慧唯来自对最高最深的沉默的倾听,神的话语只从最高最深的沉默中来。 所以,倾听是比要说重要和困难都不只是百倍的能力和艺术。古人显然明白这个道理,例如,孔子讲三十而立。人靠什么而立?是言说。所以人到三十岁,言说的能力就已经达到顶峰了。孔子又说,六十而耳顺。耳顺说的是倾听的能力,到六十岁才顺从地倾听神性话语而不再有忤逆之感,也就是学会了对最深刻的沉默的倾听。


2、美国《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统治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因此, 按照美国独立宣言的基本原则所建立的政府显然只是工具性的,它除了保护国民的权利和利益之外再无其它目的,这样的政府显然无惧于人民的颠覆和推翻的。 就此而言,一切为了维护自身存在并以稳定和谐之名强化自身存在的延续的政府都是邪恶的,都是放弃了自己的本质属性。

3、一个孩子来到我们家让我们作他(她)的父母确实是一小概率事件。但有人讲,正因为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所以父母必须对子女心存敬畏。其实这种推论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我倒认为我们与子女关系上不妨换一种方式思考。比如,子女虽然从时间上讲于我们是后来者,但在逻辑上我们不妨假设他们的先在。这样,我们的恋爱和婚姻从逻辑上讲是由我们先在的孩子所决定的,因为有那样一个生命要到这个世界上来,而且他或她必须在那样一个时间到达,所以作为孩子父母的我们必须在孩子所规定的时间恋爱结婚,为他或者她的到来作好准备。我们若从这样一种眼光看我们的恋爱婚姻与我们与我们的子女的关系,许多问题就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样貌,同时,对我们的人生以及我们与子女的关系,包括子女的教育都会有新的理解。

4、。在今人看来,清末民国大师不少,这只能说明今人浅薄。不管什么时代,大师都不会太多。真大师是很少的,多数是冒滥。但钱穆可谓真大师。这个不在他的学问,而在他真有所见。这个见也叫孤明,所谓孤明先发。钱穆自谓其学得之宋儒,恐是其晚年语。正是这得自宋儒的东西让他与清末诸大佬及同时代史家有所不同。宋明儒的学问分两途,其一为穷理尽性以俟命,这是程朱理学的路子。钱穆得自宋学的主要是这个路数。另外一派讲究尽心知性以知天,此乃大程一脉。此脉由陆王发扬光大。其实古人学问,可以一言一蔽之,即如何汰滤后天之渣湼以返先天之纯粹。学问功夫全在此。

5、今年不断有朋友向我推荐邓晓芒先生的康德研究和翻译。今读其《真正的哲学是拿命活出来的》,颇有同感。哲学这个东西有时候还真不是聪明人干的行当。越是那种笨得出奇认死理钻牛角尖的人越可能一不小心成了大哲学家。例如,自朱子系统提出格物说以后,几百年谁曾当真去格过物?一直等到王阳明出来。是他才:真真切切去格起了门前竹子。真正按照朱子教导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所谓格之既久,一旦豁然贯通,天下之理无所不通。后来据王阳明讲,他就是按照朱子这番教导去格门前之竹的,而且一格就格了七天七夜,最终把自己格病了。在聪明人看来,这个格竹的王阳明无疑是笨到家了,但恰恰是这个笨到家的王阳明后来成为中国思想史上最了不起的人物。 这个意思也许就是邓晓芒先生说的哲学是拿命活出来的。真哲学真学问的确需要人大死过一次始得。哲学的智慧是用再来者眼光始能看得来的。

6、自著有《经济与社会》等社会学奠基之作的马克斯~韦伯之后,西方社会横跨几大学术领域,比如政治学,哲学,宗教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众多领域的百科全书的人物可能只有哈耶克了。哈耶克应该算一个很老派的人物,他有他的广博,也不乏洞见。但作为一位学术大师,在通透性和斩截果决方面不够。这恐怕与他的学术自信力不足有关。也就是说,他的思想在涵盖乾坤方面有余,于截断众流不足。如果不是1974年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给他,让他重建自信,他后来的几本书恐怕都写不出来。哈耶克著作所显示出的某种艰涩并不是因为其思想的深刻,它主要是由论述的冗遢造成的。而论述的冗遢源自见地之不透。从纯学术标准衡量,哈耶克充其量只能算二流人物。

7、关于新疆问题。中国新疆问题的最终解决端赖中亚乃至全球视野中的维吾尔民族的定位如何被有效地整合到尚有待获得历史性重建的华夏文明的开放体系之中。亨挺顿在上个世纪90年代提出文明冲突问题作为国际政治关系的核心问题的看法。就是说世界格局背后起主导作用的是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在汉族维族关系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维族文化作为一种伊斯兰文明,在深受阿拉伯世界文明影响的情况下,也受到阿拉伯世界始终走在西化前沿的土耳其文化的影响,土耳其的这种西化本质上是一种世俗化。土耳其这种来自西方的优势对维吾尔族所产生的牵引是极其巨大的,尤其考虑到维吾尔族本来就是一个有民族抱负的善于学习的民族。所以说,新疆问题背后的根本问题是汉语文明的腐烂崩溃与维吾尔文化在土耳其等准西方国家的影响下的大幅提升的矛盾。来自土耳其等文明的牵引越大,她的去汉化倾向也就越大。

8、世界上最热衷读书的无疑是犹太人。其次就是德国人,接下来恐怕就是日本人。在犹太人看来,人的灵魂是用文字雕刻出来的,所以读书意味着灵魂的成长。恐怕德国人也有这样的想法。对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来说,读书都是一件非功利的事业。一个民族惟其是热爱读书而且是非功利的读书,才可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反过来说,所有伟大的民族没有不是热衷于读书的。文化学上把不同的民族划分成有书的民族和无书的民族,这里的书当然指的是经书。汉族虽然是一个介乎有书与无书之间的民族,但从前一直是一个爱书的民族。就中国历史上朝代盛衰也不难看出,凡是重视读书的朝代都比较长,那些不怎么读书的时期建立的朝代都很短寿。满清国祚长,与从康熙到乾隆的几位皇帝都是酷爱读书之人大有关系。

9、人生在世,总会遇到各种困难,面对各种困难,甚至被种种困难所包围。但人对待困难必须以积极的态度,不能为困难所困,人若为困难所困,其在世亦微矣!但对困难也不可一概而论。 有始困而后难者,有先难而后困者,亦有虽困而非难者,及难而无所困者。另外,难又分许多种,如通常意义上的各种人生难题之难,还有人生所遭遇的各种苦难之难,亦有人于天地间可能遇到的灾难之难。对于以上各种难,人的应对方式当然也会有种种不同。而人生的一个重要智慧就在于辨析 各种难而因应之并克服之。 而人生的根本,在于超越一切困难而入于大化流行之境界,无所困亦无所难。

10、许多民族的思想史,文学史上都有伟大的双子星现象,也就是伟大人物的双峰并峙的现象,文学史上,如李白与杜甫,歌德与席勒,托尔斯泰与陀斯妥也夫斯基,萨特与加缪,以及美国的海明威与福克纳。在大多数情况下,双峰对峙的两极是一种在惺惺相惜的友谊基础上的良性竞争关系,李白和杜甫,歌德与席勒之间都是这种关系。海明威和福克纳的关系可能稍微复杂,但他们可能是美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家,同时也是两大文体大师。而且是两种完全对立的文体大师。海氏以其简洁,福氏以其繁复,把英语推向了不同的极致。他们都是中篇小说这种文学形式的世界性大师,福克纳的中篇小说《熊》,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老人与海》都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作。而且他们都以死亡为主题,这尤以海明威为甚。他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对死亡主题的挖掘深度可能只有托尔斯泰的《伊凡伊力耶维奇之死》可以与之抗衡。

11、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生就好比是摆摊。不管摊大摊小,摊好摊坏,人来到这个世上都免不了要摆上次。当然也有不少人还没来得及摆摊就走了。大凡在世上滞留一段日子的人总得出个摊。有的人出摊慢条斯理,不慌不忙,有的人则急急忙忙,风风火火。有的人把摊摆得很大,摆得张牙舞爪,他们似乎根本就不考虑收摊的问题。有的人则在出摊之前就想好了如何收摊。有人把自己摆出摊摆成了艺术品,让路过的人流连忘返,舍不得主人收摊,有人把摊摆的丑陋不堪,让路过的人恨不得绕道而行。不管怎么样,人生在世,都免不了练次摊。从宿命的角度看,人能够摆一个什么规模的摊受到许多先天性因素制约,出摊的时机,摊摆的大小等等,这些往往是身不由己的。但如何收摊则基本上由摆摊者说了算。在很大程度上,一个人生命的意义是由他如何收摊决定的。当然,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看到大量这样的情况,摊主刚刚摆出摊还没来得及收人就走了。

12、等待是人的宿命。人生来就是等待的,尽管有时候等候对人是一种残酷的折磨。人等待,是因为有待来者。人生似乎就被消磨在各种各样的等待中了。等待朋友的到来,等待瓜果的成熟,等待妻子的分娩,等待子女的长大成人,等待职位的空缺,人生在世,似乎就离不开林林总总的等待。我们有时候等来我们想要的,有时候等来的是我们不想要的。在很多时候,我们所等待的那个待来者最终并没有来,于是我们的等待成了失望或者绝望。在某种意义上,之所以有时间存在,是因为我们总是在等待。我们等待并不是因为有时间,否!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因为有等待,才有时间。若非有人的等待,时间牙根儿就不会存在。人总是在等待,而且是以不同的方式。为什么是以不同的方式呢?我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等待吗?由于时间因为人的等待而存在,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时间也会因为我们不同的等待方式而有所不同呢?比如我们等待林林他 总总俗世的待来者的方式不同于我们等待那唯一者的方式,也就是说,人等待超越者,等待神圣者的方式必须是独一无二的。对于基督教徒,对于穆斯林,他们的整个人生不就是对至尊者的等待吗?由于时间因为等待而存在并在人的等待中形成,所以当人如此等待的时候,时间也就成为永恒了。

像柏拉图那样认为时间只不过是永恒的影子,而哲人的工作就是逃离作为影子的时间而走向永恒,显然是我们所不赞同的。因为根本的问题并不是作为影子的时间如何化为永恒,而是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精神如何落入时间。对我们来讲,就是永恒如何落入时间之中。这个才是问题。

就某种意义讲,这个问题也就是基督教的道成肉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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